袁嘉升说：“佛、巫、优倡，虽然不为民用，但是还是有价值的，至少能给人精神慰藉。你还有何高见”
黄宗羲谈起学堂，他说：“学贵履践，经世致用。学堂中要析讲时事时政，要明是非之理，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。太学的祭酒，应择当世大儒充当，其地位应与宰相一样，祭酒南面讲学，天子亦就弟子之列。学堂也应广开言路，成为舆论场所。学堂也可以议论政治。”
“学堂议政这不是要搞出第二个东林党来”袁嘉升说。
“皇上，我以为大明还应该设置宰相。”黄宗羲说：“有明之无善政，自皇帝罢丞相始也。”
“大胆，你可知道，自太祖时，大明就不设置宰相了。谁敢提设立宰相，就要掉脑袋了。”袁嘉升故意大怒说。
但是，黄宗羲面不改色，他坚持认为明朝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事权很轻，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，而内阁既无实权，这就出现了为害至深的宦官专权。
袁嘉升说：“还有其他建议吗”
黄宗羲说：“我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，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。皇上此次破格选拔天下英才，乃是大明之福。皇家科学院应该扩大规模：包括会绝学的，历算、乐律、测望、占候、火器、水利等的人才，还有上书言事者等。”
“好，这两条建议比较有用。”袁嘉升说，他给黄宗羲的名字圈了出来，皇家科学院加以录用。
袁嘉升接见的第二个人是顾炎武，他很博学，于国家典制、天文仪象、郡邑掌故、河漕、兵农及经史百家，甚至是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，让人惊叹。
袁嘉升让史可法调查了一下顾炎武，史可法回复说：“启奏陛下，顾氏为江东望族。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，寡母是王逑之女，她十六岁未婚守节，白天纺织，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，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，还常常教以岳飞、文天祥、方孝孺忠义之节，他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，后来才改名炎武。顾炎武自二十七岁开始，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，他按照自己的喜好，遍览历代史乘、郡县志书，以及文集、章奏，辑录其中有关农田、水利、矿产、交通等记载，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，他学识比较广博，属于比较正常。”
袁嘉升仔细看了看顾炎武的文章，其中的“军制论”“形势论”“田功论”“赚钱论”都比较精彩。接见顾炎武时，顾炎武提倡“利国富民”，他也提倡经世致用，反对空谈，并认为“善为国者，应该藏富于民”。
“你对儒家思想有何看法”袁嘉升问道。
顾炎武说：“君子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，可谓内圣外王、体用兼备之学，而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，是故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”
“好一句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若大明人人如此，则何愁不立于世界之巅”袁嘉升笑道。
顾炎武还不讳言“财”“利”，说：“古之人君，未尝讳言财，民得其利，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；官专其利，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。”
袁嘉升一听，这顾炎武的言论思想，和西方哲学家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基本一致，不过比密尔的观点足足早了两三百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