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订单17万只,3月环比增长80%,中国厂长的同一个选择

  • 2020-04-24
  • John Dowso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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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最高订单17万只,3月环比增长80%,中国厂长的同一个选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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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外疫情仍在快速蔓延,这对挣扎求存的国内外贸工厂来说,并不是个好消息。

产业门槛低、竞争激烈、产能过剩本是很多外贸工厂的弊端。这些问题在当下被无限放大,而订单被取消、库存周转慢、现金流压力成为压倒这些外贸工厂的最后几根稻草。

媒体和专家已经解读了很多,但自救之下,中国厂长们需要考虑更长远时间里的转型问题。

转内销?转线上?

包括淘宝特价版、拼多多、京东京喜等平台都开始开放技术和产品,优质低价的产品和供应链有着更精准的出口。

对于外贸工厂,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机会。箱包和手机壳,这两个本不性感的行业,工厂厂长告诉「电商在线」,他们通过C2M模式,已经摸到了转型升级的密钥。

订单腰斩,资金流压力很大

胡振洋的箱包生意里,有6成都是外贸,另外4成则是依赖淘宝、天猫店铺。

国内疫情起来的时候,他的箱子跟着旅游需求的减少经历过一波打击,“下降一半多,只达到去年的50%。”

他甚至想着,那就装死吧,晚点复工,生产线先不开了。等到国内疫情好起来,各地召回工人之后,国外的一波又开始了,“当时谁能想到会是这样。”

 

跟国外的疫情地图一样,他的客户里,意大利、西班牙的大客户订单直接取消了。“他们是我们的稳定客源,总的占比有15%。我们年前下好的订单,约定3月份发货,结果3月中旬,就打电话给我们说,情况不好,订单得取消了。”胡振洋告诉「电商在线」。

日本的品牌客户则是暂停和延宕,这些客户里,有的已经交过定金,配件到了、生产没法刹车,只能继续干,“以往都是我们拉到港口,海运的费用他们负责,但是现在他们不订货柜,我们这里交不了货也就收不回钱。”

胡振洋做的是传统的外贸生意,国外客户下单,这边生产发货,一对一单点联系。“整体的生意腰斩了” ,不仅是订单少导致的销售额减少,更严重的是资金被卡住了,现金流岌岌可危。

这是在温州瑞安的一个厂长的故事。在这个二三线城市里,有将近200家箱包工厂,胡振洋向「电商在线」提到,如今整个行业,七成的同行要关门休假,他们算好的,但现金流也就够支撑3-4个月。

在东莞,另一个厂长吴嘉源也有同样的烦恼。

他卖的是手机壳,平常一天出货量能达到五六万个,现在只有一两万,四分之三的订单蒸发了。

吴嘉源的生意里,10%是东南亚的外贸,20%是通过经销商卖到欧美市场,剩下的70%做的也是国内电商平台的生意。

 

疫情影响,3成的外贸出货量几乎降为零,内需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,持续减少。

库存堆积如山,如何把手机壳卖给更多的人,成为他最近一直在苦恼的事情。

两个并不性感的行业

生意惨淡,但是胡振洋和吴嘉源仍然算是在行业里少有的幸运儿。

胡振洋2005年入行,当时温州的箱包工厂90%以上都是做外贸,他从生产线管理做起,对做箱子的工艺流程非常熟悉。

“先把塑料拉成一张板,然后经过板材成型、给毛边打孔、组装配件几个步骤,一个箱子就出来了。”

 

制造门槛很低,工艺差别不大,到2010年,他就开始自己创业办厂了。也是从外贸做起,给日本的ACE、爱思等品牌贴牌生产,目前月产将近一万四千只。

门槛低,谁都能做的结果就是,这个行业利润率极低,“我们的毛利率大概在5个点。”

胡振洋解释,箱包这个东西,工艺都差不多,甚至他们的生产线根本不区分高中低端的产品,差别就是实打实地在材质上,“核心就是在于材料,那些大牌的箱子,很多设计开发都没有。”

品牌和渠道有一定溢价的理由。小米90分是天猫双11卖得最好的箱包之一,但胡振洋举例,性价比的排序里,他们的工厂牌大于小米的箱子,小米的性价比又大于新秀丽,“但箱包行业整体的利润率其实相差不是那么大。”

换句话说,这个行业没有太多故事和概念可讲,他们不性感、不时髦,货才是王道,好用才是王道。

另一方面,你旅行或者出差才用得上箱子,它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个高频的需求,常常隐形地让人忽视这个行业的存在。

与箱子类似的,手机壳也是日常生活的配角,它只是手机的一个配件,而且是最廉价的一个配件。

廉价的手机壳,受困于对批量化生产的需求。一旦没有了量,利润也就极为压缩。

吴嘉源最开始是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,他决定投身做手机壳的时间是在2011年。

那是一个手机市场正风起云涌的时候。iPhone4成为一代经典,智能手机时代开启。雷军创业不久,小米进入了起飞跑道;罗永红的锤子也在随后准备酝酿一场审美革命。

搭着时代的东风,吴嘉源的手机壳也卖得风生水起,甚至还见证了手机时代的变迁,从苹果手机的独霸天下,到OPPO 、ViVo的流量收割,再到华为、小米的逆势崛起。

手机市场的领跑者在变,不变的是手机壳生意的红红火火。

但同样的问题,一个手机壳的生产程序更简单——搭建手机的模具,注塑成型、彩绘,一个手机壳就成了,门槛比造一个箱子还简单,竞争也更加激烈。

 

吴嘉源占着入行早的优势,15年开始自己建厂,刚开始投入几十万,一天能生产三四千个,到现在,规模逐步扩大,一天产能达到五六万个。

不管是规模还是产值,胡振洋和吴嘉源都基本做到了一个厂长能做到的极致,但面临的问题也随着疫情到了一个临界点。

疫情之下,这两个行业的产能都超过需求,但流水线还不能停,人也还得成为一种负累。

胡振洋告诉「电商在线」,他现在不得不把一个月的订单用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。吴嘉源的工厂,170人复工,但是产量也控制到只有原本的四分之一。

即便这样,需求仍是问题。如何把成本、周转降到最低,如果找到更多的用户?两个最不性感的行业里,厂长们有了相似的思路。

C2M成为转型灵药?

胡振洋从代工做起,无力于品牌端的竞争,小镇青年就是他最大的增量。吴嘉源的手机壳最高的单价也没有超过30元,工厂批量生产的模式下,他同样瞄准了下沉市场。

早在2019年的四、五月份,吴嘉源就接入阿里巴巴的C2M数字化工厂,合作的内容包括后端供应链的数字化升级,和开通前台天天特卖的流量入口。

效果立杆见影,“活动的几天,最高的销量一天卖出去17万只手机壳。”价格也是极致的,一个手机壳2块9。

 

按照爆款逻辑,这个单品有亏钱赚吆喝的成分,但可以为店内其他高毛利率的商品带来流量。后来手机壳价格回调到4块9,但也足够对小镇青年的胃口。

疫情之后,吴嘉源所有的订单里,已经有一半来自淘宝特价版,他的80人电商运营团队中,有一半人专门负责这个板块。

特殊的情况下,吴嘉源承认,他们在同行里算是活得还不错的。除了前台带来的流量,C2M本身的精准定制也是一个原因。

吴嘉源介绍,平台的C2M会给予一些风格、颜色、图案的数据参考,比如说,针对下沉市场,日韩风会更受欢迎。所以,他们的生产线上,也会更多地生产类似风格和图案的手机壳。

生产流程的数字化,传导出的结果就是效率的提升。“C2M有一套系统,平时纸质的流程可以录到系统里面,比方说你这个产品做到哪一步,什么时候上架都在系统里,生产透明化,及时率也会高一点。

这套数字化系统对库存和周转率的改善,做箱包的胡振洋感触更深。

他是去年9月份开始进行生产端的改造。他回忆以前,连箱子打孔都是用电钻,后来慢慢变成半自动化,自动化,现在全流程数字化,更有掌控感了。

“打个比方说,以前如果突然间发现缺货了,某一款某一个颜色。我们会去找工厂,工厂下单、安排配件,整个流程很长。现在我们每一个sku还有多少库存,工厂在做什么,需要什么配件,整个前后端是透明打通的,可以反馈得更加快。”

 

反应速度提高对于箱包来说就意味着,周转率提高,库存减少,相应的生产成本减少,资金回流更快。

这解了疫情下最大的困境。

“以前我们的周转率大概做到60天左右,疫情下要100天可能还不止。但对比其他工厂已经算很好了,他们都没法继续生产,直接爆仓关门,那周转天数根本算不过来。”

在同行都面临放假关门的境地下,胡振洋通过限制单量、线上销售做到了维系了工厂的运转。

在等待复苏的时候,希望也没有丧失。2月份,公司线上的销售额为3万多件,在各种自救和努力之下,3月份销售额环比增长了80%。

两位厂长都不敢预估什么时候渡过危机,但至少现在,这两个最不性感的行业,似乎已经摸到了一点走得更远的门道。

而对其他外贸工厂来说,新的机会也正在招手。4月份以来,淘宝特价版对外贸工厂发出“0门槛开店”的邀请函,为外贸工厂上线了“聚交会”营销活动;而拼多多也与宁波的外贸产业带合作,推出“拼交会”;京东旗下京喜则突出类似的“厂直优品”计划。

在这场外贸工厂和电商平台的“互惠互助”下,中国外贸工厂的重生有了新的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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