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纯仁来益州府后, 文同、沈括和苏轼带着他出去逛了逛, 也不知道去了哪, 回来之后感情进步飞速。可能他们家里都有做官的,
也算是有些来往，很快就能混到一起去。
不过范纯仁还是牢记自己的使命, 以谈正事为要, 跟王方说了范仲淹上奏折为他们家请求赏赐的事,
估摸着朝廷谕令很快就能下来。水泥和蜂窝煤已经开始生产了，范仲淹打算为邓州府先订一批水泥，他们的府衙年久失修, 到处漏水，官吏们都已经抱怨很多次了,
有时甚至懒得到府衙上工, 毕竟他们也不用打卡，份内的事做了就行。
王浮一下子就明白过来，范仲淹这是在树立典型，连府衙都用了这种最新的建筑材料，其他需要的人自然也打消了疑虑，怪不得这时候很多官员在任上干了什么大事,
都要盖个楼、立个碑，请当地有名的文人学者吟诗作赋，比如滕子京造的岳阳楼, 这也是一种广告啊。这宣传做得好，还能吸引文人骚客前来旅游呢!
啧啧, 大佬就是大佬!
林洋派了自己手下的人跟着范纯仁一起回来的，在仁宗的旨意还没下来之前，能多捞点就多捞点，万一仁宗又要搞什么“水泥专卖”，那他们就吃亏了。虽然范仲淹保证过仁宗一定会同意他的建议，而所有人，包括王方都很认可仁宗是一位宅心仁厚的皇帝，王浮还是有些担心。
一旦涉及官方，王家人再想抽身，就难了。王方倒是乐观，因为王浮异于常人的见识和智慧，王家已经走在风口浪尖上了，此时再退缩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跟着朝廷干，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报国”，甚至还能得到官家的庇护，对毫无根基的王家来说，是好事。
更何况，和范仲淹这位大佬上了同一条船，王浮立刻信心倍增，有大佬罩着，她还怕什么?!
不过，王浮看着王家小学堂新增的范纯仁，特别想问：“大哥，您什么时候回家跟大佬汇报工作呀?在线等，挺急的。”
范纯仁年纪不大，但学问做得极漂亮，估计是家学渊源，范仲淹养的几个儿子都非常有才华，人品也好，学问也好，都秉承了范仲淹的一贯作风。
王方就喜欢这样上进的后辈，纪远看着好学的范纯仁，也是一脸欣慰，这些人凑到一起，简直就是学渣的修罗场，别说王瑾了，连王浮都不太能跟得上他们的思维。
不过他们也会有不那么科学严谨的时候，比如一心想从故纸堆里寻求理论支持，或者异想天开，刚起一条“河堤”就想建起固若金汤的“城池”……
好在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每次王浮看见他们不着调了，就会偷偷暗示，把他们拉回正轨，有的连她都看不懂的，就让他们自己去研究，万一闯出一条新路呢?
很快仁宗的旨意就下达到了邓州，据说在此之前，朝堂上还就水泥和煤矿该不该专有专卖大吵了一架。仁宗冷眼看着这群争名夺利的朝臣，把范仲淹的奏折扔了下去，让他们看看，真正为国分忧的大臣是怎么做的。
因为太过失望，仁宗罕见地没有听取大部分朝臣的建议，而是根据范仲淹提交的“计划书”拟定了旨意，将煤矿和碱矿名义上收归国有，实际上则交由民间商人承包，承包商可以得到朝廷提供的技术，在指定区域开采矿产，开矿所得与朝廷五五分成，而且如果同时要加工成蜂窝煤和水泥，还要缴纳三成的商税。在朝廷的组织下，开采矿产的大商人们要结成行会，互相监督，由当地知县派人参与管辖行会，以防有人虚报产量和偷税漏税。
虽然很多人都对仁宗的这个决定十分不解，但还是有人看出了这项政策的优点。
比如从滁州知州任上卸任，预备改知扬州的欧阳修，刚到东京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的司马光，还有一位评绩很好的鄞县知县，名字叫做王安石的。
还有就是某些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的官员，比如韩琦、富弼、蔡襄等人。虽然庆历新政贬谪了很大一批人，但他们还在全国各地担任着大大小小的官职，密切关注着朝廷的变化。当他们发现范仲淹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，他们被新政失败严重打击了的心灵又一次充满了力量。
司马光担任的这个官职，正好可以接触到仁宗交由馆阁校勘们解读的《和乐小报》。在此之前，他在故乡夏县为父亲守孝，后来权知丰城县，一直都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，所以此时的他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，对底层社会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，在任期间，政绩斐然，直达天听。